岁首说节

岁首岁末，人们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是欢度年节。人们一年到头辛勤劳作，总要有个喘息的机会，“节”就表示一个间断。四季流转，春种秋收，大自然本身就有其运动的节律，生产与休闲也往往依着自然的节律交替安排。岁末岁首，既是一个自然周期的结束，又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，因此历来为人们所重视。清代乾隆时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记载京师除夕夜的情景是：“闻爆竹声如击浪轰雷，遍乎朝野，彻夜无停。”普通市民之家，初一则穿上新衣服，“出门迎喜”，阖家团拜，逛庙会；“路遇亲友，则降舆长揖，而祝之曰新禧纳福”。到正月十五看灯，“五夜笙歌，六街轿马”，这时，年节才算告一段落。

过节当然不只是过年。在传统社会中，从农历正月到腊月，除了与自然节律有关的如二月二“龙抬头”、三月清明、五月端午、八月中秋、九月重阳等节之外，还有各种神诞、纪念日等作为百姓休闲的节日。如清代直隶怀来泰山庙会时，就有数十大汉举着幡竿，“有力如虎，矫捷飞腾，此擎彼舞，目不暇接”；而滦县的乡村儿童则“装扮百戏如傩状，挨村迂绕，跳舞讴歌”。这表明，“节”不仅是一种间断，而且也是一种调节，是一种节奏。人们必须在特定的时候，通过适当的手段把日常生活中的压抑和郁闷释放出来，这个特定的时候就是节日，这个手段就是各种庆祝活动。可见，节庆是社会的心理调节器。

随着现代化的进程，西历和公元纪年进入了中国。现在几乎全世界都按照西方基督教的传统把“礼拜日”作为法定的休息日，中国也不例外。公历新年、圣诞节、情人节、万圣节等西方传统的节日在中国有了日渐扩大的市场，中国传统的农历节日却从人们的生活中日渐消失，譬如农历的元宵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重阳节等就由于节日因子（如放假）的消失而日趋淡化，以至顾颉刚在30年代就感叹说：“我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，每逢节令，吃到许多特别的食物，看到许多新奇的东西，尤其是大家穿了新衣裳，红红绿绿地走着玩着，满觉得自己是被一种神秘的快乐的空气包裹了，这种快乐仿佛是天上的仙女散下来的。”而“现在的小孩子感受到的节令的趣味，哪里有我们幼时那么浓厚！”

1999年9月18日，国务院修订并发布了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》。朱镕基总理在2000年3月5日发表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又专门指出，“国家增加了法定节假日天数，既促进了消费，又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。”事实的确如此。不过，如果在现有的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》的基础上，设法完善我国传统节日的必要因子，效果肯定会更理想。不仅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，而且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，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

在中国传统的年节中，有一些至今还存在于民众生活之中，如元宵、端午、中秋等节，只是由于没有法定的假日而日趋衰微。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又使保存这些节日的“美食”因子（如吃元宵、粽子、月饼等）大大减弱了吸引力，这无疑又加剧了传统节日走向衰微的趋势。譬如，大学生往往无法过完元宵节就依依不舍地返校开学；工作人员也要找借口请假才能进行清明扫墓；中秋佳节时，子女也因没有假日，常常给老人送一盒月饼然后拔脚就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传统节日的消退，也使传统的家庭和社区的团圆、凝聚及尊老爱幼、爱国爱乡等传统美德减少了民俗的保障机制。

香港曾长期经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，其法定节假日中当然存在一些西方传统的节日，但即便如此，其法定假日中仍然包括清明节翌日、端午节、中秋节翌日和重阳节各一天的休假（之所以有翌日放假的作法，是因为考虑到节日当晚会有家庭或社区的团聚或庆祝活动，休息较晚）。流行于香港地区的这种过节办法确实值得我们重视。在我国政府从1949年12月到1999年9月的有关规定中，都有关于“少数民族习惯的节日，由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各该民族习惯，规定放假日期”的条款，这充分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民俗传统的尊重。如依此原则，似也应对占人口多数的汉民族的年节习俗做出相应的考虑，使汉民族还能保留一些自己的文化特色。如果真的这样，对中国传统年节放假作些调整，也将有利于“假日经济”的适度发展。